王敦兵退武昌、建康朝局暂安之后，江南大地终于摆脱了内战在即的阴云。

王导以丞相之职总揽朝政，凭借多年积攒的人望与手腕，对内整肃吏治、安抚士庶，对外据守江防、静观北地变局，历经数载经营，东晋彻底站稳江东，正式形成与北方胡族政权长期对峙的偏安格局。

中原陆沉、衣冠南渡以来，晋室终于有了稳固的立身之地，而撑起这半壁江山的核心力量，正是琅琊王氏与王导本人。

彼时北方大地依旧战火连绵，前赵、后赵相继崛起，胡族铁骑纵横中原，城郭焚毁、良田荒芜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昔日西晋京洛繁华早已荡然无存。

各方势力互相攻伐，政权更迭频繁，无一势力能彻底统一北方，更无力集结重兵跨江南下。

而东晋经此内乱，国力损耗不小，朝野上下皆无足够底气举兵北伐、收复中原。

一南一北，一稳一乱，长久相持的态势就此定型，东晋偏安江南的基业，自此彻底落地。

为巩固这来之不易的安定局面，王导在战乱平息后并未松懈，而是一步步将此前推行的政策制度化、长久化，让江左从临时避难之所，变为晋室真正的存续根基。

他继续坚持调和南北士族的方略，对顾、陆、朱、张等江南望族以诚相待，官职任用兼顾侨姓与吴姓，田产界域各安其分，婚聘往来互通有无，使上层统治集团始终保持和睦，不再因地域派系再生内乱。

针对大量北方流民持续南渡的局面，王导完善侨州、侨郡、侨县制度，在长江沿线划定安置区域，分给荒田、贷给耕牛种子，令流民归田耕作、编入户籍。既避免流民与本地百姓争夺生计引发冲突，也为江南增添了大量劳动力，使得沿江一带田地36渐开辟，桑麻渐盛，粮仓逐步充实。

赋税刑律方面，他依旧坚持轻徭薄赋、宽刑慎罚的原则。

除军国必要开支外，尽量减免民间徭役，不兴大役、不耗民力；民间纠纷以教化调解为先，非重罪不施严刑，不搞株连滥捕，使江南市井安宁、乡野有序。